古代文学批评中的跨文体成就比较

(作者:张 巍，系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批评家们对同一作家不同文体创作成就的比较，有着其内在机理。众所周知，对于作家创作成就高下的比较，是文学史研究的基本任务，但这种比较通常限定于不同作家在相同文体的创作方面，例如李杜优劣论，主要是李杜诗优劣论。这是因为不同文体有各自不同的规范，本来很难直接比较高下，犹如体育比赛中不能直接将跑步和跳高相比一样。因此跨文体比较与其说是比较作家对不同文体掌握的熟练程度和达到的艺术造诣，不如说是比较这两种不同文体创作成就在文学史中的地位。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中就道出了这种比较的原理:“人知东坡古诗古文，卓绝百代。不知东坡之词，尤出诗文之右。盖仿九品论字之例，东坡诗文纵列上品，亦不过为上之中下。若词则几为上之上矣。此老生平第一绝诣，惜所传不多也。”依照陈廷焯看来，苏诗在诗中处于上品之中、下，这是将苏诗与他人诗作相比后得出的结论;苏词在词中处于上品之上，这是苏词在词体发展史上的位置。显然，诗之九品与词之九品是两个平行的系统，但人们会默认二者是对等的，这样苏诗和苏词就可以比较高下。

除了作家才性之外，批评家们另一关注的焦点是时代。清代朴学大家焦循《易余籥录》中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论断:“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舍其所胜，以就其所不胜，皆寄人篱下者耳。”也就是说，文体如同世间万事万物一样，有着必然的盛衰规律。对于新兴的文体而言，它处于蓬勃发展的上升期，采用该文体创作的作家更容易表现得优秀。过了这个阶段之后，该文体就转入了停滞或衰退期，作家也很难取得突破性的成就。按照焦循的看法，唐代五古不能与汉魏六朝五古相比，宋诗不能与唐诗相比，因为它们都属于“馀气游魂”，只不过承袭前人余绪罢了。从这样的标准出发，对于某位宋代作家而言，其诗不如词的可能性就很大。王国维也持同样的观点:“诗至唐中叶以后殆为羔雁之具矣。故五季北宋之诗(除一二大家外)无可观者，而词则独为其全盛时代。……如永叔、少游者，皆诗不如词远甚。”(《人间词话》)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还将以上两种看法综合了起来，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回答:“白仁甫《秋夜梧桐雨》剧，沈雄悲壮，为元曲冠冕。然所作《天籁词》，粗浅之甚，不足为稼轩奴隶。岂创者易工而因者难巧欤?抑人各有能有不能也?”王国维以白朴词为例，指出了时代制约和才性差异对创作成就的影响。

对作家创作成就的界定，是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的一项基本任务。这种界定，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比较的方式来完成的。文学史研究者将某位作家与他的前辈作家、同代作家及后代作家加以比较，从而确认他在创作方面所达到的高度。这种比较范围虽然广泛，但还是有一定的限定。它通常都是不同作家在同一文体上的比较，也可以是同一作家在不同文体上的比较。前者如苏轼诗与黄庭坚诗、苏轼词与黄庭坚词的比较，后者如苏轼诗词之间的比较。但不太可能是不同作家在不同文体方面的比较，例如将苏轼词与黄庭坚诗进行比较。这既缺乏学理依据，也没有必要性和可行性。文学研究中但凡类似的比较，往往都是为了说明二者题材、风格、技法之间的关联，而不是为了评判创作水平的高下。

“诗人”“词人”等称谓的确立，代表了社会对于作家创作身份的认定。尽管有时这种认定并不完全符合作家本人意愿，但作品流传开来既成事实后，也就只好无奈地接受了。“柳耆卿为文甚多，皆不传于世，独以乐章脍炙人口”(《清波杂志》)。柳永以词名世，也因为词名太盛影响到了科举及第，其实他本来可以从事其他文体的创作。《避暑录话》云:“永亦善为他文辞，而偶先以是得名，始悔为己累，后改名三变，而终不能救。择术不可不慎。”

与此相关联，批评家们也认识到，在作家所使用的各种文体中，往往会有一种居于优势地位，作家对它最为喜好，在这种文体上的创作成就也最突出，作家笔下其他文体都呈现出向这一文体靠近的趋势，从而造成文体面貌之间的相近。也就是说，能影响他者的文体，创作成就更高;受到影响的文体，创作成就则相对低一些，例如“子美长于诗，杂文似其诗。退之好为文，诗似其文”(李复《与侯谟秀才书》)。这种文体面貌的相似，在创作中似乎带有某种不自觉性，如“苏词如诗，秦诗如词，此盖意习所遣，自不觉耳”(程钜夫《题晴川乐府》)，“韦应物律诗似古，刘长卿古诗似律……亦因性所便，习而使之然耳”(《七修类稿》)。所谓“意习所遣”“习而使之然”，指的是受作家独有的创作个性、创作气质和审美趣味所驱动，自然流露出的某种创作倾向。例如苏轼个性洒脱旷达，诗风清雄，富于奇趣，词作呈现出类似诗的风格;而秦观个性多情，易于伤感，诗词风格都较为柔婉，诗也自然像词。说到底是作家的才性决定了他更适宜于写哪种文体，其笔下的其他文体就有可能向这一优势文体靠拢。

文章来源：《中国比较文学》 网址: http://www.zgbjwxzzs.cn/zonghexinwen/2022/0725/72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