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批评中的跨文体成就比较(3)

对不同作家在同一文体上的比较，起码在汉代就已出现，如《史记·屈贾列传》云:“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就已经是一种既自然又熟练的批评思路。对同一作家在不同文体上的比较，就明显要晚得多。六朝时期虽也有“文笔之辨”和“沈诗任笔”这样的判定，但文体种类终究相对不多。唐代律体的定型意味着中国文学格律时代的来临，古代文体种类亦趋于繁多，对于文人而言，毕生都只选用一种文体进行创作几乎不可能，多种文体都很擅长又难度太大，因此文人笔下的各种文体在创作水准方面往往存在差异，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中就曾以杜甫为例来说明这一点:“唐人诗无论大家名家，不能诸体兼善，如少陵绝句，少唱叹之音。”(《唐诗别裁集·凡例》)基于这种情况，批评家们开始饶有兴致地将同一作家在不同文体上的艺术成就加以比较，例如诗文之间:“杜子美诗冠古今，而无韵者殆不可读;曾子固以文名天下，而有韵者辄不工。”(苏轼《记少游论诗文》)诗赋之间:“刘禹锡……作赋甚佳，诗但才短思苦耳。”(《苕溪渔隐丛话》)诗词之间:“(陈)师道诗冥心孤诣，自是北宋巨擘。至强回笔端，倚声度曲，则非所擅长。”(《四库全书总目》)这种比较也可以是在诗体内部，例如五七言诗之间:“盛唐长五言绝，不长七言绝者，孟浩然也。长七言绝，不长五言绝者，高达夫也。”(《诗薮·内编》)古律体诗之间:“韦应物古诗胜律诗，李德裕、武元衡律诗胜古诗。”(《临汉隐居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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